杜潘芳格雖是八十歲的老奶奶，但朗讀自己的詩作時，神情卻純真如一名小女子，專注的臉龐彷彿洋溢著陽光。 1927年出生的杜潘芳格生長於日本時代的富裕家庭，但母親的基督教信仰，卻讓她在痛苦的人生中，找到安歇之處。因此杜潘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寫詩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紓解，把心中的苦悶，用文字寫出來，就感到輕鬆多了，寫日記也是很好的方法，我從十幾歲開始寫日記，都沒有中斷，如果沒有寫日記，我會瘋掉。」 當攝製小組到台南的國家文學館，看到她捐贈出來的手稿，會發現她真的非常熱愛寫作，她無時無刻都寫，一時找不到本子，撕了張日曆就寫在上頭了。 接受二十年日本教育，日語對杜潘而言，是時代巨輪下的另一種母語，她曾說：「我的『倉庫』裡有很多日語的語彙，隨時可以取出來表達各種感情和思想，用客家話、北京話講不出來的事情，都可用日語表達。」 台灣光復後，她學習華語，家裡很多字典，孩子都成為她華語的老師，大兒子說過去覺得很煩惱，因為母親一直問一直問，但他自己的華語也沒有很好，所以對於母親的詢問，有時會覺得很煩呢！學習華語後，杜潘也開始用華語寫詩，但身體裡面的「客家」並沒有死掉，杜潘心裡認為應該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於是寫了一些客家詩，但是另一方面，心中仍然有矛盾和衝突，有時用客家話寫作，並不能確切地表達出真正的想法，她心中曾質疑要怎麼才不會有矛盾，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後來她悟出：「當某種想法，只能用日文表達時，就用日文寫，而裡面仍然能夠保留我原本的客家人精神，這時，日語只是我借用的工具而已，我自己有堅定的立場，不會動搖」。 1992年，杜潘芳格以北京語、英語與日語寫成的詩集《遠千湖》，獲第一屆陳秀喜詩獎，李元貞及李敏男等評審譽其詩為：「在樸拙的文字當中，閃現出一絲光芒，就像魚游在水中，遇到光線照射，魚鱗閃出亮光一樣。」 從日語到華語、客語，從少女到少婦、阿嬤，從青春少年的無憂到照顧七個孩子的抑鬱，文字於她，始終是心靈的一扇窗，在這僅有的天地裡，她得以抒發所見所聞所感，得以吶喊一個女人在十年內生養七位子子的苦悶，只因心中始終有個小小的願望，就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晚年的她說：我不期待自己的詩有人可以讀的懂，因為那只是我心裡頭的聲音。不過她的詩寫出了日本時代、台灣光復、工業化及民主時代的台灣這島嶼裡，一個女人的看見與眼光。她最特別的是，她的詩，可能一開始是用日本寫成，學習華語後，她會把同一首詩改寫成華語，當中的有些更異，讓讀詩的人感受到，改寫的不僅是語言上的不同，更是心境的轉變。 八十年生命，化為一頁頁詩篇，文學與宗教救贖了她，她的詩也安慰了讀詩的我們。她是台灣客家詩人杜潘芳格。
黃玉妹的人生就像一齣戲。她生於日治時代，出生沒多久就被送到養父母家，養父是日治學校的漢文老師，對養父躺在竹椅上吟詩的畫面印象很深刻，也成了她終身追求的夢想。猶記得上學沒多久台灣就光復，當時因為養母病重，需要她照顧，就此休學，養母躺在床上教她各種農事及做衣服，沒多久養父母相繼過世，黃玉妹成了孤兒，又被送回親生父母親的家。19歲在父親作媒下出嫁，嫁作人婦後生了四個兒子，由於自身輟學的經驗讓她相當重視孩子們的教育，盡心盡力栽培四個小孩。在她身兼三個工作的同時，每早依舊五點多起來做飯，煮完一桌熱騰騰的菜給孩子們帶便當，才趕緊出門去上班。黃玉妹是一位勤奮堅毅又相當有生意頭腦的客家女性，她是中壢第一位化妝師，同時也具備優良的裁縫技術，曾為美軍顧問團軍眷裁製衣服，經營美容院的生意也是門庭若市。 晚年愛上吟詩，她說：「想都沒想過，自己也有會寫詩的一天。」，2008年吟詩比賽獲得佳績，她的人生際遇如她所言：「人生只要有一分認真，就會有一分的收穫」。
鍾信心的父親是馬偕博士的弟子，自小接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很深，讓她相當嚮往探索海的另一邊。1940年，她17歲在父親和姊姊的支持下，來到東京聖加路學校就學。聖加路學校治學嚴謹，鍾信心在這裡學到嚴格的管控時間和尊重每一個幼小的生命，回台後協助籌建台南護專的校舍，並費心奔走，用心教學。 鍾信心在西洋教育思維的薰陶下從小就很獨立，留學東京後，又前往加拿大學習護理，將護理的專業帶回台灣，在高雄一住就是27年，還在高雄醫學院開設護理進修管道，讓非常多護理人員可以精益求精。熱情的高雄人，讓她感覺「這個地方需要我」，進而奉獻自己所學，對後輩的提攜不遺餘力；目前鍾信心90歲，一直維持單身，將一生奉獻給護理，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專業，對一切都抱持感恩的心。
金針老農吳金輝先生(人稱阿火伯)，已屆九七高齡，還能駕車及穿針線，每天起床前都會作獨特的運動，在床上扭轉身軀，像是體操選手，讓每個關節都動一下。民國96年2月阿火伯帶著家人回到苗栗大湖做尋根之旅。民國三年阿火伯出生於苗栗大湖，民國九年隨家人乘船移民到台東，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搭著大船，有人因為暈船而大哭，有人因為思念家鄉而大哭，航行中此起彼落的哭聲，難以忘懷。當年他來離開家鄉時才六歲，沒想到的是，他回到苗栗大湖三十二份，居然還認得兒時的路，回想起被警察伯伯捉弄時的情景，當時竟忘情地奔跑起來，像回到兒時的自己；沒想到的是，自己可以活到九十幾歲，且膝下兒女都成家立業相當圓滿，讓自己了無牽掛。阿火伯的一生就像是富里六十石山上的金針花，金黃且燦爛。
楊桃伯生於日治時代，現年已80歲，猶記得十幾歲那年跟隨父親搬遷到卓蘭白布帆，白布帆位於卓蘭的近山地區，這邊多數是從外地遷徙而來的客家人。陳伯伯12歲時母親過世，他是家中長子又是長孫，相當得家人寵愛，然而母親早逝，平日他需幫忙父親養豬養牛、撿拾柴火、洗衣煮飯等，小學畢業後就開始幫忙種田。 陳伯伯認為務農就像是賭博，贏了可以養家活口，輸了「連頭併株」都要給他，意指一整棵樹苗都要還給老天了。 看著果園內楊桃樹結實累累，陳伯伯向大家講解種植楊桃從疏果(移除蟲害的及過多的果實)到包紙袋，每一道程序都相當費工；目前，陳伯伯的么兒陳兆謙接下楊桃園，他將行銷管道擴展到網路，增加自家果園的曝光度，另外，也利用楊桃園休耕期，種植蔬菜增加收入。陳伯伯說一枝草一點露，只要願意勤奮的工作，老天爺絕對不會讓你餓死，道盡農人尊天敬地的偉大思想。
1907年的台灣正值日治時期，台北的醫院招募助產士(產婆)，當時產婆的社經地位與醫師相當，因此吸引很多年輕女性報考，踏出經濟獨立的第一步，住在台中東勢的劉阿自也是其中一位，在舊時代展現無比自主的新女性。劉阿自民國9年出生在上城里，就讀大茅埔的公學校，因二姊考上競爭激烈的彰化高女，劉阿自和母親都必須去工作，才能支付二姊昂貴的學費，在日本時代台灣人就讀高女的學費非常昂貴，除了工作，劉阿自還是女青年團組織非常活躍的人物。 年輕的劉阿自擔任過國小教員、護士、助產士，在學校教了五年書，即結束準備助產士的開業，劉阿自從家中取出的助產鐵箱，勾起了她的無限回憶，每一件小工具她都親自說明操作一次，當時助產的畫面好像重現在阿婆眼前；談論起二戰時期，阿婆回想起大家一起躲在防空洞，感受生命的存亡瞬間，那種感覺記憶猶新。目前阿婆已91歲，身邊的親人雖已身故，讓她感到孤單，但她依舊堅毅的在東勢大茅埔社區經營一間雜貨店！
徐永進，台灣知名書法家，筆下的Taiwan觀光標誌、電影「艋舺」的片名題字風靡全台，讓大家認識他。他認為自己外在是個乖乖牌，但內在卻是相當狂野，不被馴服的，自嘲屬於悶騷型，每次寫字都是想把生命的豐沛力量榨出，因此，他認為寫書法和畫國畫都屬於精神工作者，不適宜每日東奔西跑，因為要養精蓄銳，讓每一次的書寫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徐永進在正當壯年時期突然中風，當時醫生宣布他的右手無法再寫字了，因為平日禪修的緣故，讓他對生死看得輕如鴻毛，他完全沒有放棄自己，改以左手習字，每天在病床上鋪了一堆報紙，依舊每日擁抱他的書法，好友林谷芳教授說，徐永進將他的生命和書法完全合一。 病後重生，徐永進用更自在的態度面對生命中永遠的情人，在許多演講中，他不斷鼓勵大家歡喜輕鬆的寫書法，且鼓勵大家要多接觸不同的形體，寫草書也寫行書，在互相印照修正中，讓寫書法成為生命中不斷帶來快樂的事情。
中醫生易權衡目前高齡88歲，行醫近60年，只要觀看病患的脈象，就可細數其病況。祖籍廣東的易權衡，沒想到經歷一場國共內戰後，讓他從此根留台灣，當時在台灣舉目無親，憑靠友人介紹教職，易權衡任教期間以自學的方式考取中醫執照，並在民國45年，考進新營糖廠擔任會計，這時生活才總算穩定下來。後來，經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劉雪─他的妻子，婚後生下三女一子，同時在鎮上開了一間藥鋪；夫妻倆開了診所後，思索著要多賺一些錢，還是少賺一些錢，兩人商討後，決定少收錢，多服務病患。易權衡對於醫學的貢獻良多，將一生所知所學完全發表於著作上，造福人群。由於家裡世代都是讀書人，父親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此舉也深深影響他，因此易權衡之前在老家設立一間圖書館，因弟弟管理不善關門，裡面的藏書都轉贈到平遠中學。文革後讓家鄉兩個孩子失學，做父親的他，盡力在經濟上幫助兒子，希望他們都能夠成材。
1939年日本政府正式公布台灣為菸草耕作區，開啟了美濃菸業60年的繁榮，過去美濃種植菸草的面積高達2000公頃，2002年，台灣加入WTO，菸酒公賣局改制台灣菸酒公司，超過70年的菸業保證價格政策取消，目前的台灣菸農，每年依靠政治協商維持少量種植。美濃菸農面臨菸業產業逐年沒落，70歲的阿力伯，在兄弟分家時，另兩位兄弟拿著分家的錢添購汽車，阿力伯卻用這些錢買了三分地，一輩子種植菸草，他最大的驕傲就是培養出當醫生的小兒子。然而，上天卻向他開了玩笑，小兒子不幸在名古屋空難喪生，孝順的兒子生前承諾父親要他退休別再種植菸草，卻也因這場空難，讓這對父子天人永隔，儘管如此，阿力伯依舊樸實的種植菸草。
公館鄉福基村裡有著一棟古樸的日式建築，這是「福基診所」，已開業了67年，往裡頭一探，一位穿著白袍的老醫師謝春梅，精神抖擻的幫鄉民看病。謝春梅看診的時間完全以服務鄉里為前提，配合病患的時間，即使是過年期間也不例外，謝春梅的次子謝其銘描述吃年夜飯時，父親常常是吃了一半就去看診，下診後再回來吃。謝春梅回憶起祖母過去因為胃病，最後往生，祖母每次胃痛，謝春梅就會幫祖母揉肚子，但祖母終生都未曾看過醫生的悲哀，成了他從醫的動機；謝春梅在23歲時通過醫院考試，得到醫師執照後，謝春梅想要到台北開業，然而卻因父親希望他留在完全沒有醫療資源的福基服務鄉民，讓他終其一生為鄉民服務。
三月初，劉安明伯伯非常罕見地打電話來，問我：「請妳幫忙寫的文字，好了沒？」真是讓我太不好意思了，從年前知道劉伯伯終於要出版海的攝影集，他就希望海岸線的單元，我可以為他寫個幾百字的序言，而我總是拖延著..... 時間，是這模樣地快速前進著...猶記2008年初次見他，八十歲的他仍在拍攝，並預計將拍了十幾年的屏東海岸線，付梓成書。然而，2009年年初，劉媽媽中風，再見他時，他說「書，可能完成不了了，因為歐巴桑（劉媽媽）生病」。 沒想到，就在我們拍攝、剪輯完成，片子即將首播的前一天接到劉伯伯催稿的電話...現在，這本專輯，已然進入排版階段...當我驚覺到光陰的挪移，如此這般不著痕跡、快速地令人不知不覺而有所失落時，卻在劉伯伯一本又一本的攝影集裡，發現日子的樣子是可以如此鮮明且厚重的定格，他用一張又一張的照片，訴說著他與台灣一起成長的故事。 關於劉安明，有篇報導是這樣寫的：「談起台灣的攝影發展史，你就不能不知道劉安明；談起屏東的紀實攝影你更不能不認識劉安明。」 劉安明1944年開始接觸攝影，當時大兄劉安乾向日本人學習照相技術後，在潮洲開設了一家「本多寫真本館」，哥哥要到他店裡學習，那是一個用木頭做成箱型的大相機、玻璃當片基、光圈、快門都必須依賴經驗判斷並手動的時代。之後，潮洲另一家由日本人成立的照相館找他去幫忙，有一次日本航空隊訓練機失事墜落，他被叫去外拍，這是他第一次負責攝影，也是第一次外拍，在雙手顫抖下，拍成了生平第一張照片。 然而就在這家日本人設立的照相館裡發生了一件事，端午節那天，劉安明的父親包了粽子及拿了一袋米到店裡好謝謝日本師傅照顧兒子，父親回家後，劉安明卻見日本老闆的兒子拿起家裡送來的粽子，拋來?去玩耍，這種不珍惜的態度讓劉安明氣的決定離去，離去前又被老闆取笑無處可去....。 離開相館的劉安明，歷經少年兵等工作，躲空襲如家常便飯外，當年台灣物資之缺乏也令今日的我們，難以想像，但他仍說他運氣很好，躲過幾次的劫難，活了下來...。光復後，命運又讓他回到照相的行業裡。 當時的專業師傅很少，練就一身紮實功夫的劉安明，從照相、修版、沖片、印樣等工作皆一手包辦，精湛的技術讓他被多家相館競爭聘用，直到婚後，1955年回屏東，開了一家「真藝攝影」照相館。1956年，因為一位日本攝影同好提到台灣攝影落後日本幾十年，他又嚥不下這口氣而投身至鄉土記錄攝影，這樣一路跟著台灣的成長記錄下來...。關於紀實攝影，他沒有老師，關於構圖，他說他是看電影學來的，總在相館沒客人上門時，他背著太太偷偷溜到戲院看上映的美國片...看光線看鏡位...。問他，「偷偷去看電影，回來沒有被罵啊？」「有啊！回來都會被唸得很慘...但一得空，我又跑出來，不是去看電影，就是去拍照片。」 記得有次他提到早年拍照，是會被監視的，因為當時的政治氛圍見不得台灣底層脫序或襤褸的畫面，但他說他心目中所謂影像的真善美不是只有眼睛所見的美才是美，舉個例子：在街上有一位衣衫襤褸撿破爛的人推著車子，因為推不動，一位年輕人幫了他一把，這才是我心中所謂的美。 直至今日，劉伯伯至今仍使用單眼相機，並沒有用現在流行的數位相機，因為他覺得「數位相機慢一拍，不夠快」。在「慢速」的等待中，「快速」地攝取畫面，他，一位八十幾歲的老人家，用照片告訴我們，台灣有今天的進步，是一位又一位辛勤的農民，奠基起來的；他也用相片揭露當年聯考制度，讓孩子失去什麼...。 關於這樣一位伯伯，我想再多文字都無法訴盡，讓我們一起透過影像來接近他吧！
傅明光，1939年生，新竹縣竹東人，在八個孩子中排行老大，跟著父親耕地作田，稻穫不怎麼理想，16歲時看見伯母的爸爸做泥土，感覺是不錯的一技之長, 自己也頗有興趣，而拜師學藝。20歲正式出師時，完成位於二重埔的三合院建築，是為第一件重要作品。擅長各式傅統建築的他，不管是三合院、四合院及南、北式宮廟、家祠、祖堂等，沒一樣難的倒他。像北埔南埔村的金剛寺、新埔的三級古蹟「小劉家祠」，和北埔的一級古蹟「金廣福」，都是他建造及修復的成功案例。 快七十歲的傅明光至今仍每天與太太一起做著「起新屋」的活兒。回憶這個「家族企業」，他們表示，兩人是在建築工地認識的，婚後陸續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也一個個帶著一起上工，疊屋頂時，小孩就放到身旁睡，疊瓦一行，小孩就跟著挪移一行，有一回睡在屋頂上五個月大的兒子，就咕嚕咕嚕地滾下來...。等到小孩稍微大了，兩個大人就騎著腳踏車載孩子一起去工作，一家大小共乘的畫面，在街上頗為醒目。再稍長，孩子開始幫忙做這做那，直到今天，嫁作人婦曾從事護理工作的女兒，為照顧孩子放棄工作後，就幫忙父母一起作工。 傅明光師傅說，蓋伙房不僅僅要有蓋的技術，還必需懂得地理風水，因為房子的方位座向、深度、寬度、廣度、高度等尺寸，都要對應到主人的生辰八字，如此才能蓋出一座吉祥的房子。傅明光說他剛開始學藝時，要時時盯緊著老師傅的每一個步驟與做法，因為師傅並沒有一套教學方式，自己要邊看邊學邊記。 做這行久了，除了結構，門上的彩繪、屋頂的蓋瓦、窗戶上的卷書、飛簷上的剪黏，傅師傅都可自己操刀，連泥磚、瓦片的製作方式他都會做。早期他們一家子一年休息不到五天，做到哪住到哪，新竹境內幾乎跑遍，日日天沒亮就開始工作，一身髒兮兮才回家，傅太太說「做到怕喔！」女兒說，爸爸懂蓋房子，但媽媽可是大總管，管預算、管進度、管人力控管...，哇！聽起來，真是合作無間的好伙伴啊！ 竹東一位建築世家的後代鍾心怡與父親等傅師傅等了一整年，為的就是等傅先生把手頭的工作結束，才好把家裡要整修的老屋，交給他。2009年的年初，傅先生與心怡來到了老屋，他依序看了基座、屋頂、瓦片、石牆...，就跟我們提到做房子與做圍牆的堆石法是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又提到了泥土牆的泥土，他都取自於某一處的田，那裡的土，是乾淨的；他看了瓦片，又說不要浪費，有些瓦是可以再拿來用的......。耳朵裡聽著他細數這些有趣的事，看著夕陽下他的臉龐，發現他真是一位又謙虛又充滿自信的老師傅呢！
黎蘭，1936年出生於苗栗頭份，頭份第二個女大學生。 黎蘭先後讀新竹女中初中部、新竹師範，師範畢業後在國小教書一年之後，瞞著父母親去考師大藝術系就讀，因為父母親覺得當時的環境，女生只要好好的當一個國小老師就很棒了啊，為什麼還要去讀書呢？因此，放榜後看到自己的名字後，她拿著姐姐借她的200元到台北註冊，一個月後才收到父親寄給她的信。 當年的黎蘭讀師大時，師大並未分組，所以要上的課排的滿滿滿，有時連晚上都要上課。寒暑假時，就到李石樵老師那裡學素描，李老師作畫的認真與寫實風格深深的影響她。為了感謝石樵老師免費的教導，李老師過逝後，黎蘭義務擔任李石樵美術館副館長。 就讀師大的黎蘭，曾擔任當時台北工專主任祕書孩子的畫畫老師，這位主祕是黎蘭老師就讀新竹師範時的校長，他想在工專內籌設「工業設計科」，無奈沒有師資，遂鼓勵黎蘭師大畢業後到日本讀工業設計研究所，好學成後回來設置。不過黎蘭師大畢業後一年，就步入婚姻並陸續生養孩子，日本留學一事就此擱了下來，成為心中角落裡的小小遺憾。直到十幾年後的有一天，一家人在餐桌上吃早餐，看到中央日報一則公費留學的消息，黎蘭忍不住感嘆的說：「要不是因為要照顧你們這些孩子，我應該拿了好幾個博士學位了吧！」沒想到已經讀初中的孩子跟她說：「妳去讀書啊！」、先生也說：「有本事考到公費留學，就去讀」。於是黎蘭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重拾書本，爭取僅僅一名的藝術系名額。據說當時有二十幾個人一起去報考，黎蘭考上了，日語測驗也因為小時候的學習得以通過。 踏上日本公費留學之路的這一年，黎蘭四十歲出頭，這一年的台灣，陽春麵一碗大約十二元。在日本，黎蘭主要研究方向是「藝術品的鑑賞」，並受研究所老師李霖燦教授的鼓勵，也研究了南宋畫家牧谿（牧谿在日本被稱為繪畫之神，其大部份作品均藏在日本，在台灣只有一件）寫成並出版成「牧谿繪畫研究」一書。 在日本筑波大學兩年，除了學術研究，黎蘭最大的收穫是，看見當時的日本如何從經濟大國走向他們所謂文化大國的執行方式。那時日本與世界上有名的博物館或美術館，從文藝復興到現代藝術，門票很貴，換算成台幣是一張三百元（那時大約是西元1978民國67年左右）但日本人卻很踴躍參與。日本的政府、電視與報紙三方合作推動藝術與藝術史的教育，政府在各地成立文化中心、將日本的藝術家、文學家的故居，整理起來做成紀念館...，整個國家瀰漫著這樣的氣氛，讓黎蘭深受感動。 原本在台灣黎蘭畫的是水墨畫，在日本感受到四季分明的景色變化，遂轉向繽紛的油畫。黎蘭說她自己喜歡看美好的東西，尤其是大自然所呈現的生命力無比地吸引她。在「大地之頌」這本畫集裡，黎蘭寫下了這麼一段話：「我熱衷於風景畫的創作與研究，是源自我生長在純樸寧靜的頭份客家農村，從小沐浴在自然陽光下，過著快樂的童年，初中到新竹讀省立竹女，通學過程中，一路上從頭份、竹南、崎頂、香山、新竹一帶的田野、樹林、丘陵、河川、海岸，以及日出日落，一年四季變化多樣的景觀，豐富了我視野，孕育了我對大地的戀戀深情。」 喜歡到戶外寫生，直接將感動在畫布上呈現，黎蘭認為畫畫要有想像力，不是像照像機般的把眼睛所見直接全然的放在畫布上，而是把當時當景的當下感受，轉換成自己想表達的主題，一筆一畫從無到有的如作工般在畫布上呈現。 問起黎蘭何以如此熱衷畫畫，老師提到自己的母親是個刺繡高手，她小時候看媽媽，總覺得那些刺繡好美好美。此外小時候讀頭份國小時，老師在校園內種各種植物，例如當玉米長出葉子時，老師就要求學生為玉米寫生。 曾於萬中、復興美工、師大附中、國立藝專、實踐大學、台北師範學院等校任教三十年，退休二十餘年來的黎蘭，至今仍作畫不輟，不僅常與學生們一起出外寫生，每個星期三與四，還受邀到中正紀念堂、行天宮圖書館教畫。平常日則一早就帶了便當到興隆路的工作室獨自作畫，直到黃昏才回家。 問她現在有什麼夢想嗎？ 她說很想要有個美術館，也想要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黎蘭的四個孩子，三男一女，長子黃心侃為軟體工程師，現在想跟媽媽一起學畫；二子黃心健雖學理工，但卻也結合藝術，現在台灣設「故事巢」工作室；三子從事金融企管工作；唯一的女兒習醫，但後來成了一名陶藝師，結合醫學做藝術治療工作。 六十年前，每天從頭份搭火車到新竹上學，看見窗外的田園四季之美而成為自己生命泉源的黎蘭，無意中也把這份美的感受，傳給自己的孩子，對她而言，這條藝術之路是歡喜也是滿足。
有天載劉老師回家，一上車，老師就問：「這是四輪傳動嗎？」 「不是！」 再問：「這是休旅車嗎？」 「也不是！」 「怎麼好像怪怪的車….」劉老師一臉好奇的在車子裡看了又看。 轉一個彎，劉老師的家在前方，我說：「現在應該是你最棒的時刻吧！」 七十三歲的他，眼睛望著前方說：「不，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外表幽默好奇，內心嚴謹認真，這是我們與劉老師相處半年後很深的感覺。 劉興欽，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看他的漫畫長大的人物，在台灣四、五十年代漫畫管制的戒嚴時代，他成功地創造出一個鮮明活潑、十足本土化的漫畫世界，吸引了無數孩童的心靈與目光。七月，竹科的演講廳裡，一群中年聽眾拿著書，彷彿回到孩提時代，懷抱著興奮與羞怯，請老師在書上簽名，又如獲至寶般，開心的離去。劉興欽，一個陪大家長大的不老頑童。 每天中餐後，做完菜園工作，一身疲倦汗流頰背後，坐在大樹下乘涼，是劉興欽感到最開心的一件事。因為唯有累過，才能感受到坐在椅子上的休息與舒適。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拼命，不管是當老師、畫漫畫、做出版、主持電視節目、搞發明…甚至是休閒活動的釣魚、浮潛…。 他是如此活的用力的人，因此當他移民到美國一段時間後，感覺到「好山、好水，卻好無聊」，這段人生中最低潮灰暗的階段，讓他曾有輕生的念頭。但也是在這時期，他開始畫起童年的記憶，完成了百張客家先民生活的民俗畫，翻閱一頁頁的手稿，都像翻開一頁頁台灣客家生活史。 在美國，他還創設了「大嬸婆創意台灣學校」，免費教導華人子弟說客家話、閩南話等活動。從一個窮鄉僻壤的放牛小子，到全國家喻戶曉的漫畫家，同時還擁有一百多項發明專利的發明大王，這條路是怎麼一路走上來的呢？ 一生經歷豐富多元的他，在2002年將兩萬餘張漫畫與發明手稿，同意典藏在交通大學圖書館。「交大一定會妥善保藏，並利用作為研究參考資料與推廣藝術教育。」 雖然年紀大了，但腳步停不下來，馬不停蹄的做著許多事──協助內灣成立國際漫畫藝術村、將漫畫變動畫….。他說：我還有好多事情想要做呢！
杜潘芳格雖是八十歲的老奶奶，但朗讀自己的詩作時，神情卻純真如一名小女子，專注的臉龐彷彿洋溢著陽光。 1927年出生的杜潘芳格生長於日本時代的富裕家庭，但母親的基督教信仰，卻讓她在痛苦的人生中，找到安歇之處。因此杜潘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寫詩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紓解，把心中的苦悶，用文字寫出來，就感到輕鬆多了，寫日記也是很好的方法，我從十幾歲開始寫日記，都沒有中斷，如果沒有寫日記，我會瘋掉。」 當攝製小組到台南的國家文學館，看到她捐贈出來的手稿，會發現她真的非常熱愛寫作，她無時無刻都寫，一時找不到本子，撕了張日曆就寫在上頭了。 接受二十年日本教育，日語對杜潘而言，是時代巨輪下的另一種母語，她曾說：「我的『倉庫』裡有很多日語的語彙，隨時可以取出來表達各種感情和思想，用客家話、北京話講不出來的事情，都可用日語表達。」 台灣光復後，她學習華語，家裡很多字典，孩子都成為她華語的老師，大兒子說過去覺得很煩惱，因為母親一直問一直問，但他自己的華語也沒有很好，所以對於母親的詢問，有時會覺得很煩呢！學習華語後，杜潘也開始用華語寫詩，但身體裡面的「客家」並沒有死掉，杜潘心裡認為應該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於是寫了一些客家詩，但是另一方面，心中仍然有矛盾和衝突，有時用客家話寫作，並不能確切地表達出真正的想法，她心中曾質疑要怎麼才不會有矛盾，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後來她悟出：「當某種想法，只能用日文表達時，就用日文寫，而裡面仍然能夠保留我原本的客家人精神，這時，日語只是我借用的工具而已，我自己有堅定的立場，不會動搖」。 1992年，杜潘芳格以北京語、英語與日語寫成的詩集《遠千湖》，獲第一屆陳秀喜詩獎，李元貞及李敏男等評審譽其詩為：「在樸拙的文字當中，閃現出一絲光芒，就像魚游在水中，遇到光線照射，魚鱗閃出亮光一樣。」 從日語到華語、客語，從少女到少婦、阿嬤，從青春少年的無憂到照顧七個孩子的抑鬱，文字於她，始終是心靈的一扇窗，在這僅有的天地裡，她得以抒發所見所聞所感，得以吶喊一個女人在十年內生養七位子子的苦悶，只因心中始終有個小小的願望，就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晚年的她說：我不期待自己的詩有人可以讀的懂，因為那只是我心裡頭的聲音。不過她的詩寫出了日本時代、台灣光復、工業化及民主時代的台灣這島嶼裡，一個女人的看見與眼光。她最特別的是，她的詩，可能一開始是用日本寫成，學習華語後，她會把同一首詩改寫成華語，當中的有些更異，讓讀詩的人感受到，改寫的不僅是語言上的不同，更是心境的轉變。 八十年生命，化為一頁頁詩篇，文學與宗教救贖了她，她的詩也安慰了讀詩的我們。她是台灣客家詩人杜潘芳格。
（一）老地名的故事 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可以從認識地名開始。台灣有許多特殊地名，尤其是在客家庄，因為客家先祖居住的地方大多都是山區或是丘陵地，在很多地方也就出現了不少與山勢地形有關的地名，像在多山的苗栗縣三義鄉就有一個地方叫做「崩山下」，而在新竹縣新埔鎮、也有因地勢險惡或因過去的生存條件艱辛而產生的有趣地名，例如「跌死貓」及「閻王溜」等等，這些地名背後都有著生動且有趣的故事。因為有故事，在地人總能滔滔不絕，「蔭溝」居民也從不在乎外人是否會以「陰溝裡翻船」一詞來戲稱自己家鄉。然而近機場與高鐵站的芝芭里，在外來人口進駐下，未來不但傳統客家農村的樣貌將漸漸消失，或許連名字也會和台灣許多客家庄一樣，被人遺忘了其中的歷史內涵。 （二）繪本畫家 劉睿龍（大苺羊） 帶您發現隱身都會中的客家身影，一位來自高雄美濃的「大莓羊」劉睿龍。他將飼養的柴犬「茄子醬」化身為可愛的圖樣，開始於部落格，希望藉由這些可愛圖案能給更多孩子正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創造」屬於華人的可愛角色。 （三）大埔藝術村 嘉義縣大埔鄉，位在嘉義縣的東南邊，相傳清康熙雍正年間，大量的客家移民來此開墾，自成一個聚落，客家先民沿用大陸祖居地來取名。不過，後來因為興建曾文水庫，淹沒了河谷地及農田，使多數居民被迫遷移。又因為鄉內有 90% 以上的土地是屬於國有或保安林地，土地開發受到限制，也因此讓這裡還保有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近年來，由嘉義縣政府主導，提出藝術造村計畫，邀請多位藝術家長期駐村，讓人看到大埔這個地方所能開啟的藝術能量。 （四）南庄獅鼓陣 庄頭做熱鬧，如果有當地的團體加入，更能展現在地特色跟文化。苗栗南庄有一個獅鼓陣，創辦人劉乾鑑在14年前因為興趣跟朋友集資，成立一個醒獅團，後來還到當地的國中小學，號召有興趣的小朋友一起加入，讓青少年有發洩精力的正當休閒管道。帶您看看團長劉乾鑑如何讓獅鼓陣從無到有，以及如何從低潮中，走向每年平均有40幾場演出的規模。 （五）櫻花達人余易政 這幾年台灣掀起賞櫻潮，每到春天，國內知名的山區，像是陽明山 阿里山等等，都會湧入大量人潮，欣賞櫻花盛開的美景。其實30年前，台灣就有一個農民，因為警覺傳統農業需要轉型，因此開始大量種植櫻花樹來販賣。櫻花農余易政，他種植櫻花樹的面積有八甲，大約兩萬多棵，還不斷研發新品種，累計有20幾種。時序進入春天，苗栗南庄櫻花盛開。枝頭上的花朵，無論稀疏或是茂盛，都充滿如詩如畫的美感，真的是「淡妝濃抹總相宜」。從對面的山頭遠眺，櫻花的角色，就好比一張圖畫紙，在青翠的淡黃的底圖上，點綴著鮮紅的色彩。不過那片櫻花林也未免太大了吧，在台灣可說是難得一見。
台鐵新竹站火車司機員楊永蔚熱愛攝影，五十歲的楊永蔚是南投縣魚池鄉人，在台鐵服務26年，現在是新竹-基隆電聯車的火車司機員，也是火車攝影家，用相機記錄著台灣鐵道文化，從高中時就迷上攝影的楊永蔚，剛開始自己在暗房中學洗照片，直到進入台鐵工作，才有機會買人生第一台相機，開始成為業餘攝影家。民國69年進入台鐵，從基層的「號誌工」作起，轉任機關車助理及司機後，長期接觸機關車頭，對於火車有著無限的熱情，最初以機關車為攝影題材，陸續拍攝鐵路設備、機關車頭、列車、鐵路支線、火車站等系列，以及舊山線火車照片集，因為拍過許多人沒拍到的鏡頭，因此廣受採用，所拍攝的照片曾被廣泛的做成海報、時刻表、旅遊書、學校教材，他也把珍貴的鐵道照片及結成冊賣給鐵路迷，薄利多銷賣了300本後，去買了現在上班會隨身攜帶的五萬多元的二手Contax像機，他開玩笑的比喻萊卡的相機是相機界的賓士，contax是BMW，Canon、Nicon則像是相機界的toyota；楊永蔚用相機紀錄故鄉魚池921大地震前的面貌，捕捉社區重建前的珍貴畫面，成為當地人爭相收集的文化資產，也因為這一次，意外獲得家人、長輩們支持，更加篤定攝影之路。民國86年CK101開始復駛時楊永蔚就開始追火車，楊永蔚常常一追就是快一個月，風靡的程度到達會計算火車到達的時間與地點來拍攝最美的畫面，他認為春、秋拍照時最美，目前最大想要出一本火車照片集，但面對現在的火車站邁入現代化的設備，卻沒有老火車站拍起來的感情讓人感動而較少拍攝，自己也曾想要買一台數位相機來研究，不過感嘆追拍鐵道的景氣已經過了，覺得自己要活在掌聲中。楊永蔚所拍攝的許多鐵道作品，被廣為作成儲值卡、甚至鐵路局網站、雜誌都選用過，中華郵政發行「老火車站」郵票，新竹郵局配合推出「內灣風情」個人化郵票，內灣線十個車站，其中七個站是用他的照片；攝影多年來，楊永蔚仍是一台老相機走遍台灣鐵道，無數的作品展現他的攝影成果，也為台鐵變遷留下永恆的影像紀錄。在「台灣長史物」拍攝期間，我們發現不是客家人的楊永蔚卻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原因是楊永蔚30年前在苗栗銅鑼上班時才學客語，接著又在苗栗經人介紹認識太太因此現在客語說得好，同事們都認定他是苗栗的客家人。在台鐵上班十多個小時的他，常常帶著相機捕捉鐵道風情。讓【台灣長史物】帶你去看楊永蔚如何用老相機走遍全台灣鐵道，為台灣鐵道留下一些珍貴的影像記錄。
